在高考志愿专业填报为“法学”后至今的十年光景里，无论是在校读书时还是毕业工作后，听到人们谈到法律时、谈到人民法院时，最高频的形容词就是“专业”。常言“术业有专攻”“隔行如隔山”，诚然遨游过烟如浩渺的法学理论和法条的海洋，越过折戟沉沙的司法考试，却仍很少有法科生感言自己极其擅长“法学”，或者说真正的懂“法学”。这一方面来源于法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，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理论积累、无穷无尽，另一方面来源于当法学理论遇到司法实务时，总会迎来次方级别的问题和难点，因此即便是法学院第一名毕业的法学生，也无法坦言“学有所成”。以上理由可以作为一名刚走出象牙塔“新手菜鸟”的托词，而对已扎根司法一线时日不短的我们而言，“专”且“精”必须是应有之义，但当真正接触个案又会发现，空带着一身法学理论孤身上路的我们，勿说“专精”，甚至在走进案情时都会被“GB”“GB/T”什么区别、“滴水”是什么拦住去路。因此，欲想“专精”，必须“博通”，“博通”是基本和根基，“专精”是升华和提升。当此切身体会遇到王人博教授的《业余者说》时，便产生诸多共鸣和所感。

首先，需要明确王教授此书中所述“业余者”的意在。文义上业余是相对于专业而言，王教授认为在知识分子意义上，“业余者”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，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，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。“业余者”的信条是：“自己就是自己，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。”，对此我不置可否。但在我看来“业”虽看起来是知识性或学术性的，但其实更是指职业。凡拥有某种知识、技能却并不靠它营生的，那么以此糊口的人便把前者称为业余、而自己才是专业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历史上不乏业余者推动专业进步之事。萌芽于唐、兴盛于宋元的文人画，便是士大夫以抒发“性灵”的手法和写意推动院体画发展，就此影响了宋后画史的走势。因此，书中业余者谈及是业余者，也并不是没有“门槛”标准和“突破”作用可言的，这样的业余者反而是需诸多累积和灵气的。

其次，为何我认为法官必须要做一个“业余者”。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大家张舜徽先生在其《论学问之博通与专精》一文中提到，“博通的学者能够普遍联系，从而开拓治学的门径，最终由博返约”。法律学科固然以研究法律为业，但它不能止步于研究法律规则、法律现象。如果仅仅是为研究法律而研究法律，这样的法律只是探到了社会科学的表层。法律中存在着一些社会生活综合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，前者如前文走进基本案情之困所述，后者如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了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？又是如何形成的？而以上这些都不是一个局部问题，而是社会整体性问题。想要解好这些题目，必须要有一个社会的整体把握，这种总体性的社会观才能帮助具体法律问题的讨论落在正确的定位。对于法官而言，社会知识范围比较宽、知识领域比较广，在研判案件时，能迅速厘清事实的若干联系，最终得出结论，进而在某些专业法律领域，作出发凡起例、开辟途径的工夫，最终可逐渐深耕于此并成长为“专家型”法官。

那么，法官要如何做到无限贴近“博通”？当前社会有一种说法是“当专业的壁垒被击穿后，专业社会在逐渐崩解”“斜杠才是未来”，对此我不予认同。诚然博通五经之人会让人心生敬佩，但结合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，欲推动社会某一专业领域快速突破，仍需苦心孤诣、心无旁骛地钻研。对诸多“高精尖”科学行业而言，高度集中的“专精”有助于科学瓶颈问题的突破，如屠呦呦团队十年如一日地躬耕于青蒿素的科研之中，集中全部有生力量攻坚，才能实现最短时间内的突破。但不能偷换概念，以此来反对“博通”对于法官这一职业的意义。法律人经常用“专业选得好，年年在高考”来群体调侃，法律人不断学习的能力是必要的、更是必需的，最新的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，新鲜出炉的裁判案例，都是需要法官熟知且熟练掌握的。所以说，法官并不是一份轻松的职业，更不是一份平凡的职业，需善用心思、下苦功夫。一方面，“学问之事，析之者愈精，而逃之者愈巧”，想要做好自己的专职业务，不可只看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、把路子走窄，务必要推廓得开，如海纳百川一样汲取各类知识，做个“杂”家。另一方面，要有坐得住板凳、坚韧不拔的学习精神。要勤动手摘抄帮助记忆，要勤动脚开展实地调查研究，要合理支配时间用来读书，要广纳好友、论学取友。如此这般，方能“专”而不“闭”，归化至本职工作中去，透过案件千般琐碎事实，保持对案件根本问题的综合性、理性思考。

“如果透过对法律的研究，能把政治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的问题都关联起来，以真实的事件、世界的尺度来观察和分析，是不是才算完成了法学的最终任务？”这是王教授在书中抛出的问题与思考。我想，这应该是所有的法律人追求的目标和方向，但举脚之时，亦是会遇到社会现实的多重藩篱。但心之所向、行之所往，愿和诸多法院青年一道，在追求“博通”和“专精”的路上追趋逐耆、锲而不舍，与诸君共勉。